內容摘要：“美麗中國、民生幸福”是中華兒女世世代代的不懈追求，內含著實現生態價值導向的人與社會的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的愿景目標。要實現美好愿景，最根本的是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我國的生態保護規制體系已經形成，人民大眾的生態意識日益覺醒，已經匯成了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強大社會力量。進一步的制度建設，應針對存在的問題，抓好頂層設計，注重系統集成，實行分類指導，填補制度空白，優化制度銜接與匹配，完善、細化、系統化制度體系，增強執行力，從根本上解決守法成本高、違犯成本低的問題。同時著力提升全民生態意識，培育全民生態責任，構筑政府、企業、社區、家庭、個人齊心協力進行生態文明建設的大格局。

關 鍵 詞：美麗中國；民生幸福；生態文明；制度建設

作者簡介：廖才茂(1945-　)，男，江西龍南人，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發展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0599(2013)05-0111-08

“美麗中國、民生幸福”是中華兒女世世代代的不懈追求。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速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征程中，遭遇著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挑戰。中國共產黨作為負責任的執政黨，真誠地回應13億人民渴望獲得優質生態產品、提升幸福指數的新期待，胡錦濤在十七大、十八大報告中生動地描繪了生態文明建設的美好愿景——建設美麗中國，提升民生幸福，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把“美麗中國”的宏偉目標拉近到了每一個當代中國人的眼前。習近平7月18日致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3年年會的賀信中強調：“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建設美麗中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內容。”[1]那么，“美麗中國”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態?它與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有著怎樣的內在關系?這是認識上和實踐中必須切實回答的一個重大問題。

一、目標內涵與制度需求

(一)目標內涵

“美麗中國”這一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偉目標的本質內涵是實現生態價值導向的人與社會的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即通過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人與自然和人與人雙重和諧目標，進而實現經濟社會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2]幸福雖然是人的一種主觀心理感受，但這種幸福感不是憑空而生，而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基礎和條件之上。筆者贊成國內學者劉向東等稱之為“幸福圈層理論”研究揭示的觀點：除了人作為個體自身的身心健康、教育程度、經濟收入、社會地位以及親人社會的和睦友愛、熟人社會的包容和諧、生人社會的公平正義、安定有序會對幸福感產生影響之外，自然生態環境是對每一個人的幸福感產生重大直接影響的因素。[3]用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解釋，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

顯然，“美麗中國”的宏偉目標，蘊涵豐富的多層次的子目標系統：既包括物質層面的，也包括精神層面的；既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系統，也包括自然生態系統。“美麗中國”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既是經濟發達、生活富足、政治清明、文化先進、文明和諧的社會狀態，又是天藍、地綠、水凈、優美的生態環境狀態，它是13億中國人勞動之美、創造之美、和諧之美、民生之美的現實寫照。

1.就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系統來說，人既有自然屬性，也有社會屬性。但人首先是自然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4]P374-375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關系。人類社會系統僅僅是地球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個子系統，人類的生產生活依賴于自然，同時也影響著自然。人類可以認識和把握自然規律，可以利用生態生產力，改造客觀世界，但不能違背自然規律。只有自覺融入與自然生態和諧共生的系統之中，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把人與自然界的能量與物質變換，建立在與大自然和諧協調、良性發展的基礎之上，大自然才會生機勃勃地展現它的再生功能，源源不斷地饋贈人類生產生活必需的生態產品，包括清新的空氣、清潔的水源、豐富的地表地下資源、安全的食品等等，并給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凈的美好家園。否則，自然界就會懲罰我們。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地球自然生態系統對人類經濟社會活動造成的影響是有耐受閥限的。近幾十年來，全球氣候異常，巨災頻發，就是大自然對人類200多年“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工業文明的警告。所以，破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平衡就是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保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平衡就是保護人類自己的美麗家園，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這一生態鐵律。

2.就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包容發展系統來說。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美麗中國、民生幸福”的基礎條件，根本前提，但不是充分條件。“美麗中國、民生幸福”還要靠勞動、靠創造、靠發展，這就需要有一個生機勃勃的、充滿活力的促進人們團結奮進、積極創造、和諧包容的經濟社會發展系統。這是因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進步，是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最終推動力量。離開發展去講生態文明，那是烏托邦，離開保護生態去求發展，那是飲鴆止渴，自尋絕路。首先，人自身的發展，人自身的身體、心智健康，人力資源的培育、積累，人自身精神世界的修煉，信念和創造精神、奮斗精神，社會責任感和包容精神等等，都是個人追求發展、追求幸福的內生條件；其次還需要有和諧包容，激勵勞動、激勵創造、激勵保護生態的外在條件——這就是“以人為本”與“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經濟社會發展系統。也就是不僅要積極優化人與自然的關系，同時也要積極優化人與人的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結構，夯實生態生產力基礎，完善生態上層建筑，努力促進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可持續發展；尊重和保障人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逐步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二)制度需求

如何把13億中國人的步伐統一到建設美麗中國、提升民生幸福中來?制度是根本。“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5]

1.從理論視角看。按照新制度經濟學觀點，制度包括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主要通過法律規章顯性條文強制約束人們的行為；非正式制度主要通過意識形態、倫理道德、民俗民風、鄉規民約等影響、規范人們的行為。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相輔相成，共同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在漫長的傳統農業文明、特別是工業文明中，追求物質財富最大化，長期占據著社會價值判斷的主流地位，高消費引領著大規模地生產、大規模地浪費資源、大規模地污染環境。然而到了今天，傳統工業文明造成的資源短缺、生態破壞，不僅使經濟發展難以為繼，甚至危及了人類的生存條件。由此，尊重自然，愛護自然，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謀發展的“生態價值”理念，便逐漸凸顯出來。

對“生態價值”理念的理解，首先必須認識到生態價值是一種“自然價值，即是自然生態系統整體所具有的系統功能”。這種自然生態系統功能的價值都是人類生產生活的必要條件：可生長萬物的大地，清新的空氣，清潔的水源，適宜的光照、溫濕度，千姿百態、多種多樣的動植物伙伴等。然而，要把人們長期形成的與傳統工業文明相聯系的自然觀念、財富觀念、生產觀念、消費觀念轉變為生態文明觀念，讓生態價值成為強大的社會價值導向，就必須有強有力的生態文明正式制度的約束和非正式制度的引領。

2.從現實視角看。中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然而在發展過程中，由于生態環境價值的“公共性”與某一地區、企業或個人謀求發展的“趨利性”具有天然的矛盾。如果某些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破壞了自然環境，就不僅破壞了其自身的生存環境，也破壞了所有人的生存環境，因而就侵犯了他人健康生存與發展的權益，這顯然是違背市場經濟的公平原則的。求解不同人群在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制止為追求經濟價值“損毀環境價值”的不公平的最有力武器，就是強有力的生態規制。此其一。第二，是規范“資本邏輯”的需要。由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貪婪本性使然，在追求財富增值的過程中，往往喪失社會良知，把企業的生態損害外部化，把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外部化。如何將“資本邏輯”納入生態文明的約束中?如何規范資本的環保責任?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第三，是規范政府行為，轉變發展方式的需要。由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的慣性，又由于許多地方的污染大戶同時又是地方政府的納稅大戶，是地方官員的政績的支撐，所以地方政府在處理增長與環境的關系上，往往選擇追求GDP和財政收入而忽視環境。政府公權力環境保護者角色往往蛻變成環境污染者保護傘的角色，許多地方的虛假達標現象以及在環境執法中與排污企業共玩“躲貓貓”現象就是這種“合謀”的具體反映，成為阻礙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綠色發展的巨大阻力。破除這種阻力，轉變發展方式，迫切需要強有力的生態文明制度約束。第四，是規范社會消費行為的需要。隨著現代科學技術日益轉化為生產力，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全球化分工協作的日益加深，消費越來越成為引領生產的決定性力量。轉變消費觀念，轉變消費方式，促進消費生態化變革，通過全社會消費觀念、消費方式、消費結構的生態化提升，進而引領社會生產理念、生產方式、生產結構的生態化演進，不斷豐富生態產業和生態產品，就必須加強和促進消費生態化的制度建設。

二、我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進展與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的生態文明制度建設集中在環境保護和循環經濟政策上。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我國的生態保護和循環經濟從認識到實踐都發生了重大轉變，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仍存在不少問題，面臨巨大挑戰。

(一)法律規制體系已經形成，但仍需繼續完善、細化、系統化和加強執行力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加快了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建設的步伐。筆者從司法網站查悉，到目前為止，國家發布的環保類法律法規已達107件，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159件，涵蓋了以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為核心的方方面面。如：2000年前出臺并實施的法律法規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煤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電磁輻射環境保護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產資源保護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等；2000年～2012年制訂或修訂并實施的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法規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2000年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2000年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2002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2002年通過，2003年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2004年修訂，2005年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2005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2007年修訂，2008年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2008年通過，2009年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修訂)；《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國務院令第559號；《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561號；《太湖流域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604號；《放射性廢物安全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612號等。

為了加大生態環境保護力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修訂)第三百三十八條，對違反國家規定，向土地、山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源體的廢物、有毒有害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作出了追究刑責的規定。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又對刑法規定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2013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這一司法解釋有14項細化標準界定“嚴重污染環境”行為必究刑責，自2013年6月19日起施行。特別是對負有監管責任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導致發生重大污染事故者，有了追究刑責的標準界定；在執法方面，對阻撓環境監督檢查者也規定了將從重處罰。

與上述國家層面的環保制度建設相配套，我國各地區各部門，實施細則層面的制度也逐步出臺，尤其是各類環境政策工具，如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電價、生態補償、排污收費、綠色貿易、排污權交易等均開展了嘗試。環境經濟制度框架已經初步形成。[6]

(二)民眾的生態意識日益覺醒，已經形成了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大眾意志，匯成了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強大社會力量

首先，從一般民眾的環境意識來看。他們尊重自然意識、生態權益意識、生態道德觀念的覺醒和增強，是在對自身生產生活環境不斷惡化的反思中痛定思痛的，他們從鉛中毒、毒大米、癌癥村等等切膚之痛中認識到尊重自然，保護環境，建設生態文明，事關自己的健康幸福。因而經歷了從關注自身物質財富的增長，到關注自身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污染的控制和防治，再到關注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倫理的升華過程。正是有了這種生態倫理價值觀念的升華，才不斷推動他們不僅逐漸在摒棄自身有害于生態環境和浪費資源的傳統生產生活習慣，而且自覺地積極地參與生態治理。如聯合起來組織環保志愿者隊伍，奮力抵制、舉報“資本邏輯”下的野蠻生產和環境破壞，保護美麗的家園；協助媒體和國家環保監管部門同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作不懈的斗爭，如此等等。草根民眾對生態產品的迫切期盼和應對生態危機的堅定意志、自覺行為，奠定了政府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強大基礎。

第二，從社會輿論、社會風氣來看。我國的各種媒體，從報紙期刊到廣播電視、網絡媒體，對全球和全國生態環境的關注，對生態理念、生態法規、循環經濟的宣傳，對野蠻生產、惡意浪費、危害環境、危害百姓利益的環境破壞典型案件的揭露和批判，對保護生態環境，發展循環經濟，實現低碳發展、綠色發展以及低碳生活、科學合理消費的經驗總結、褒揚，為傳遞生態文明建設的正能量，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第三，從各級政府的發展理念、發展思路來看。從國家和各地區制定的發展戰略和發展規劃中可以看出，各級政府正在逐漸轉變和提升綠色發展的理念和思路，正在經歷從單純追求GDP增長向追求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經濟社會生態發展相統一轉型的痛苦探索之中。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建設兩型社會，實現科學發展、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建設美麗中國等可持續發展理念已成為各級政府的施政綱領，集中體現在國家“十一五”、“十二五”規劃之中，體現在“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五位一體”的戰略部署中，以及各地方政府的相應規劃之中。當然，其中的關鍵是要沖破“資本邏輯”的阻遏，把戰略規劃落到實處。

(三)存在的主要問題

1.環境法規的執行力及其背后的利益鏈條和地方保護傘問題。如上所述，我國的環境法規已基本形成體系，把環境保護法規落到實處，執行力是關鍵環節。我國環保法規執行不到位是造成當前許多環境問題的一大頑疾。從國家環保部今年2月下旬至3月開展的對華北平原排污企業地下水污染專項檢查的情況看，查處各類環境違法行為558件，其中55家企業有長期利用滲井、滲坑或無防滲漏措施的溝渠、坑塘排放、輸送或儲存污水的違法問題。我們要深思的是，當地群眾對生產生活用水早已怨聲載道，當地政府的環保執行力哪里去了?據中國證券報記者郭力方2013年2月22日報道，濰坊眾多中小企業鑿井排污在當地已非秘密，且隨著需求逐年增多，打井灌污已形成了一條初具規模的地下產業鏈。正因為如此，濰坊近年來地下污染不斷加重，正從一般淺水層蔓延至150米以下的地下深水層。再比如，我國《環境影響評價法》2003年開始實施。本來有效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可以起到預防為主的作用。但我國的環評制度存在著公眾虛假參與、環評機構的虛假環評等問題。2013年1月5日環保部通報的“黑名單”包括了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在內的88家環評機構。這些環評機構只要收取了客戶(即被評項目)的錢，就敷衍了事，本來需要幾個月才能完成的環評只用了一個下午就寫出報告，而且都是以通過了結，他們這樣做也是為了確保自己今后源源不斷的財路。一些環評機構在環評過程中“隱瞞有關情況、提供虛假材料，借用外單位人員作為環評專職技術人員”。有的環評師幾乎沒有到過現場，完全憑借想象胡編亂造或者復制他人的環評報告。這說明很多環境問題與經濟利益鏈條有關，與地方保護傘有關；有的與監管者的腐敗相連，為一己私利，不僅不作為，而且內外勾結，對抗群眾監督和上級檢查。

2.法律法規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細化、系統化問題。主要在兩方面：一是有些方面還存在法規空白與缺項，不適應環境形勢的新變化；有些法規相互不協調、不配套；有些法規太籠統、欠細化給執行帶來一定困難；有些處罰標準太輕，不足以震懾違法違規者。二是監管者的管理權限不夠和對監管者的責任追究不夠雙重存在，這是執法不力的制度根源。

3.對地方官員政績考核“一手硬一手軟”問題。核心是以GDP為導向的政績考核制度與事權和財權失衡的財政分權制度。雖然大會小會、大文件小文件都把生態保護叫得通天響，但在官員心里這是軟指標，因為考核中GDP增長速度、“進位趕超”才是硬指標；平衡協調可持續發展是需要長期見效的軟指標，財政收入、就業率是當下見效的硬指標。這種導向失衡極易導致地方官員重眼前輕長遠的決策失衡、利益失衡、戰略失衡。

4.不少領導干部對經濟發展必須加速向綠色、集約、高效轉型的緊迫性、自覺性認識的高度不夠，對創新生態經濟的知識、能力不夠，就必然駕輕就熟地走傳統發展方式老路；在處理當前增長與長遠可持續發展問題上就自然地重眼前輕長遠；在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中，就自然地選擇“先污染后治理”。他們常常把調結構、轉方式與促增長、促就業、促財政對立起來。

5.尚未在全社會確立生態價值導向問題。縱向比較，國人尊重自然、愛護環境、綠色發展、低碳生活的生態意識、社會風氣有了很大提升，這是不容置疑的。但同生態文明社會建設的需要相比，生態價值導向還沒有在社會確立主體地位，物質財富拜物教、GDP增長崇拜，加上“資本邏輯”的銷蝕作用，嚴重阻礙著生態價值導向在全社會的確立。

三、完善生態文明制度系統的路徑

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所以，完善生態文明制度系統，首先應從“頂層設計、系統設計”理念出發，針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根據保障生態文明建設必需的經濟社會發展評價與獎懲制度、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國土空間開發保護與土壤污染防治制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最嚴格的水資源保護制度、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制度、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生態文明教育制度等方面的制度需求[7]P37-38，對已有的制度進行科學、全面、系統的梳理和分析，看看哪些方面還存在制度空白，必須抓緊研究制定；哪些方面的制度還欠協調欠銜接或欠完善，必須抓緊修訂完善和優化；哪些制度還過于原則，操作性不足，必須細化、深化，有的還須量化；同時應對生態保護中的執行力問題、地方保護傘問題、各方面利益鏈和“資本邏輯”侵害民眾權益問題，予以重點關注。為此，必須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方面同時著力：

(一)完善正式制度系統

1.需要在國家層面上抓緊頂層設計，注重系統集成，實行分類指導。這應由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組織專業人士，并動員和整合全社會力量廣泛參與、集思廣益，同時充分汲取國際上的經驗教訓，盡快完善關乎全國性、根本性、全局性的法律規制體系建設的“頂層設計”。填補某些法規空白，克服某些規制偏粗、偏軟、操作性不夠強、相互銜接配套不夠、處罰力度不夠等弊端。與此同時，還應加強督查和指導地區部門中觀層次的生態法律法規制度的建設與執行。

2.需要填補空白的制度建設。筆者認為，當前國家層面生態文明制度中有四大空白具有緊迫性。一是國土空間開發保護與土壤污染防治制度；二是生態經濟社會發展評價與獎懲制度；三是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四是生態文明教育制度。

就國土空間開發保護與土壤污染防治制度來說。國土是中華民族的生存之本，按國土功能區劃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劃定并嚴守生態紅線，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任務。但當前累積了許多盲目開發、過度開發、空間結構失衡問題，以及重金屬、農藥、化肥污染造成的食品安全、人身健康危害問題。而且土壤污染具有隱蔽性、長期性、不可逆性等特點，一旦污染，危害極為嚴重。所以，國家層面的國土空間開發與土壤污染防治法，是遏制我國國土生態安全惡化趨勢，保證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重大法規，宜盡快研究制定。

就生態經濟社會發展評價與獎懲制度來說。這涉及對國民經濟發展戰略、規劃和對干部政績考核的導向，對于實現生態文明目標體系意義巨大。關鍵要解決兩大問題，一是改革國民經濟核算與評價指標體系，以綠色GDP評價指標體系取代傳統GDP評價指標體系，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以及民生幸福的社會指標，納入經濟社會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二是改革政府政績評價體系，加大影響國民幸福的生態指標和社會指標的硬約束，加大中央轉移支付立法，激勵、引導地方政府的生態低碳發展。這項制度也是帶全局性的根本制度建設，必須加快研究制定。

就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來說。這涉及強化生態文明制度的執行力和效率。主要應針對從中央到各級政府環保機構的執行力和打破地方保護傘問題，建章立規。首先應從法律定位、機構設置、管理體制上解決權力與責任相匹配問題。現在的環保機構查處權限不夠，特別是環保機構歸同級政府管理的體制，無法對同級政府的損害環境行為進行督查，這是一些地方環保機構甚至參與地方污染企業與國家環保督查玩“躲貓貓”游戲的制度根源，建議通過立法使環保部門實行以中央垂直管理(包括干部選配)為主、地方為輔的體制，以加強環保部門的監督責任與權力。第二是確立對各級地方政府的生態保護的硬性約束規范，實行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包括各級地方領導干部的離任生態審計制度和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即對其在任職期間的經濟決策和政績是否背離了與自然生態相和諧協調的目標進行審計，審計結果不僅應與干部的升遷選拔掛鉤，而且對亂決策項目造成嚴重環境事故的，要追究終身責任，包括法律責任。這也是國家大法，必須加快研究制定。

就生態文明教育制度來說。生態文明需要全民參與、全民共享，需要從中央到地方到企業到個人，都必須改變傳統的財富觀念、生產觀念、消費觀念，讓生態價值觀念成為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對此，國家環保部等六部委于2011年曾下發《全國環境宣傳教育行動綱要(2011-2015)》，但顯然不夠。必須上升到國家層面立法，保證生態文明價值觀念、知識進教材、進課堂、進社區、進家庭，從娃娃抓起，以青少年教育為重點；同時要強力規范現代傳媒的生態責任，強力推動生態價值成為社會主體價值。

3.需要進一步修訂、完善、細化和協同優化制度建設。如前所述，我國已初步形成了生態保護和循環經濟的法律法規體系。但有些法規還需要根據實踐提出的新問題補充完善。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應補充完善相關保護公民生態權益的司法訴訟制度，環境污染信息強制披露制度，強化環境損害的經濟重罰與刑法重典相結合的制度等等。從而使環境損害行為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使嚴重損害環境的違法者懲罰得傾家蕩產、不敢再犯，從根本上解決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問題；有些以經濟手段為主要形式調節利益相關者關系、減少或消除外部性的制度安排，如生態補償制度、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中，生態補償標準和環境損害賠償標準的核算，是生態補償機制的關鍵環節。現行規章中對生態服務價值，區域間生態補償值的計算標準以及生態賠償責任的認定，賠償數額的測算，生態權益訴訟主體的確立等等，還缺乏可操作性，需要進一步細化和完善。

(二)提升全民生態意識，培育全民生態責任

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發展問題，是由社會的生產結構、消費結構及其背后的財富理念、發展理念、生產理念、消費理念、行為模式共同導致的社會問題。思想是行為的先導，不首先從意識形態、思維方式實行綠色變革，正式制度的作用就會大打折扣。因此，生態文明制度建設，除了制度的完善、系統化、優化，還有一個關鍵環節就是喚起全民生態意識，提升全民生態道德，緊緊依靠人民大眾，才能齊心協力保護環境。

1.加速各級政府發展理念、思路和戰略的綠色變革與轉型。環境問題是在發展中產生的，也必須通過發展來解決，關鍵是轉變發展方式。但在政府主導中國改革與發展進程的大背景下，政府的發展理念、發展思路、發展戰略和規劃起著決定性作用。長期以來，對地方政府經濟社會發展的業績考核被簡化成了GDP這種簡單的標尺，從而引導地方干部內生出一種加速地方發展的“GDP至上”、“進位趕超”的沖動。這就有了犧牲環境追求增長的惡果。所以，要想從“高速度、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發展老路上脫胎換骨，真正步入“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可持續發展”的軌道，政府必須首先牢牢確立綠色財富觀念、綠色發展觀念，并以此指導發展戰略、發展規劃的頂層設計，從戰略和規劃的指導思想、目標體系、政策措施、實施步驟都全力貫徹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理念。這樣的發展戰略、發展規劃及其實施過程，才有綠色定力。才能正確處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正確處理局部與全局的關系、政績與民生的關系。才能形成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生產力空間格局和筑牢綠色產業、綠色企業、綠色產品等綠色經濟基礎，才能結出綠色、循環、低碳發展之果。

2.喚起全民生態意識，培育全民生態責任。保護生態平衡，建設美麗中國，提升民生幸福，是全民族的事業，需要13億人同呼吸、共治理，從我做起。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點點滴滴都影響著生態環境。特別在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嚴峻的當代，我們每個人的消費都不僅僅是個人的私事，因為自然資源和優美生態環境是大家共有的稀缺的生態產品，你的高消耗高浪費就是在損害別人享有公共生態產品的權益。如果我們每個人，不論窮人富人官員百姓，都養成需要消費、適度消費、科學消費，反對欲望消費、鋪張浪費的好習慣，綠色消費就能在全社會蔚然成風。生活方式、消費結構向綠色、低碳轉型，不僅可以擴大國內綠色消費需求，而且能引導綠色產業、綠色經濟發展。這就需要進一步喚起全民生態意識，提升全民生態責任感。一要充分發揮學校(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生態倫理道德觀念教育功能和生態文明知識的傳播功能，從娃娃抓起，強化青少年環境基礎教育，讓生態文明理念和知識進課本、進學校、進社區、進企業、進家庭，多形式、多方位傳播環境保護知識、政策和法規，弘揚生態文化。只要我們堅持生態教育不松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潛移默化，就能漸漸地增強廣大民眾生態道德的自控力和約束力，就能使綠色發展、綠色消費普及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進而逐步形成全民維護、支持和踐行綠色發展、綠色消費的社會文化氛圍。二要充分釋放現代傳媒的生態責任。要通過廣播、影視、報刊、網絡、手機等媒介，開展生動活潑、喜聞樂見的宣傳教育活動，引導全社會關心、支持、參與生態文明建設。三要加強對領導干部、重點企業負責人的綠色教育培訓，筑牢其綠色發展、綠色消費意識，筑牢其生態環境就是生產力的意識，提高其依生態法規行政和守生態法規經營意識，千萬不能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老路。必須自覺承擔引領生態文明的歷史責任，引導社會公眾自覺選擇綠色發展、綠色消費模式。[8]從而構筑起干部帶頭、全民參與、全民共享的生態文明建設大格局。只要政府、企業、社區、學校、公眾都各盡其責各盡其能各盡其力，嚴守生態紅線，建設美麗中國、提升民生幸福、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美好愿景目標就一定能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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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周生賢.我國環境保護形勢和對策[N].人民日報，2013-07-11.

本文來源：《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13年5期 作者：廖才茂